一
阳台荫蔽处，放平躺椅。仰望蓝天白云，思絮亦如云絮，自在悬浮，舒张通透，每根脑神经元的突触联结都处于松弛状态。
头脑清空虚待之时往往又是无干之事风云汇聚之际，不知怎么，竟然鬼使神差地将“方块汉字”与“乐曲音阶”这两朵无系之云，在蓝天靖宇之中扯在了一起。
我们的汉语在形成过程中与乐曲有没有关系呢？肯定会有！虽说今天汉地民族比起边地少数民族来，在音乐舞蹈方面要逊色得多（甚至沿海平原比起黄土高原的汉族同胞也要差），然而古人却并非如此。孔子时代的“六艺”——礼（礼仪）、乐（音乐）、射（射箭）、御（驾车）、书（识字）、数（计算）六种科目（另一说法是指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六种儒家经书），就包含了“乐”。而且他老人家聆听“韶”乐，居然三月不知肉味。迷恋到如此程度，足令当代乐迷、歌迷自惭形秽。中国古代最早的《诗经》本为民歌与宫廷乐曲唱词，直到汉代《乐府》乃至唐诗、宋词、元曲，也都是和着音乐节拍、词牌曲调可吟可唱的。不知为什么传到现在就只剩下语言文字了。（而且这文字读音也未必跟当时相同。许多古诗词如按现代读音就会发生“失韵”，有理由认为，李白当年读自己诗作时，他的发音肯定与现在不同）怎么这些文化发达地区，随着现代文明的快速发展反而把乐曲排挤出去了呢？
失乐之邦也挺可怜，如同不系之舟，漂泊无定。自己缺少本原正宗，就只能无根无脉、轮番变换地模仿别人。就说新中国建立以后，先是盛行革命老区山歌；和前苏联“称兄道弟”之时，又是满耳“郊外、红莓、喀秋莎”；“文革”期间高唱“语录歌”，这倒是难得的本帮特产；“改革开放”以后，人家“摇滚”我们也跟着摇，人家流行“说唱”我们也边唱边摇边加“快板”；一会儿台湾校园歌曲，一会儿香港几大天王……音乐更迭竟然跟从时局变幻。并非谁有意把艺术绑缚于政治车轮之上，只因你乐曲“真空”，“空穴”自接八面来风，外面刮什么，里面就吹什么。惟一不变的，只剩下这话语中的八度音阶。
科技文明必然要导致艺术失曲吗？失去音乐的生活，哪怕再富有也一定活得很累。真羡慕那些“会说话就会唱歌，会走路就会跳舞”的民族，他们活得肯定比我们轻松。
思絮飘忽，由汉语音律忽然又追问到汉语为何要分阶为四个声调的问题。
“一音四调”也为汉语所独有。何以如此？显然这与汉语的“单音节词”特点有关。汉语一词一音，尤其是古代汉语，单音节词更是占了绝大多数。因此汉语被视为一种“单音节词语言”，汉字体系也被称作“词符文字”。
闲翻《汉语大词典》索引分册，发现汉语一字多音并不多见（如“敦”字可有九种读音），但一音多字却绝对不可避免。中华汉字多达几万个（《康熙字典》收47035字，《中华大字典》收4.8万字，《中华字海》收8.5万字），然而汉语只有21个声母，包括组合在内总共有35个韵母，它们所拼出的音十分有限，《现代汉语词典》中仅列出420种拼音组合，因此必然要出现同音多字的“兼并”现象，有时甚至会出现几百个字共用同一组拼音的奇观。如《汉语大词典》中光是以“y-i”相拼的文字就有476个，“j-i”相拼为411字，“x-i”相拼339字，“j-ian”相拼291字。如此高度的音词兼并，对于一种单音节词语言来说，极易产生词义混淆。显然，若将这些拼音再进一步划分为阴平、阳平、上声、去声四个声调分部（古代汉语则分为平、上、去、入四调），必然会扩大拼音组合数目，从而大大降低同音调文字的兼并程度。例如，《现代汉语词典》利用“四声”加“轻声”就可扩充为1345个不同音调。根据国家教委公布的“现代汉语用字表”检测结果，对日常阅读而言，只需3500字即可达到99.48％的文字覆盖率，可见汉语四声调的分阶必然有利于同音词的区分。
由汉语的四声调特征不知怎么又联想起汉语拼音文字的难以实施。
应当说，字母文字秉承了大自然的简单特征，比如所有物质分子都是由110余种原子组合而成；所有的原子核都是由少数几种基本粒子结合而成；大千世界如此绚丽的色彩都是由红、绿、蓝“三元色”拼合而成……事物各由一组数目有限的“基本单元”组成，使得我们这个复杂多样的世界不仅存在着一种内在组成的统一，而且还拥有一种归至本原的简单。可惜我们的方块汉字没有享受到这种顺乎自然的简单。
汉字是当今世界惟一没有采用字母表的文字。几乎所有古代文明最初都经历过象形文字阶段，然而最后又全都改为拼音文字。古埃及亡灵书文字、古巴比伦楔形文字、古印度梵文、古玛雅图形文字……莫不如此。只有古代中国文字巍然不动，由象形、大篆、小篆、隶书、楷书一路演变下来，成为惟一没有走上拼音化的文字特例。为此我们每个人都得花上几年时间，至少要学会画3000多个彼此不同的方块花样，才算粗通文墨，达到使用汉字的一般水平。
应该承认，我们这个民族在文字上花费的力气，要比其他使用拼音文字的民族大得多。而且由于这种过高的文字门槛，也使得历朝历代的上层读书仕人与下层劳苦大众之间更加界限分明，“壁垒森严”。为着汉字的扬长避短，上个世纪多少知名学者、志士仁人都曾致力于文字改革， 试图以拼音文字代替方块汉字，但都没有取得成功。其难度究竟何在？看来首先在于汉语单音节词的“多重兼并”特征，其次就在这“汉语四声”上。可以设想，满篇拼音文字，倘若每个单音节词的词义都得通过上下文字联读才能确定（不像方块汉字那么一目了然），再加上每个词上面又都得打上声调符号（有时还得加上隔音符号），不仅写起来不胜其烦，读起来也不会流畅。而且，使用汉语拼音必须要以普通话为基础。中国地域广阔，各种方言千差万别，彼此难懂，有些简直就形同外语，写成方块汉字大家都能读懂，但是汉语拼音文字却缺少这种对于多种方言的涵盖能力。在尚未形成全民说普通话局面的今天，使用拼音文字必然会遇到难以逾越的障碍。
汉语还有一个特殊难点，那就是“量词”的使用。对其他语种而言（例如英语），要表达某物的数量只需将数词直接加在名词前面就可以了，非常简便，最多加上复数词尾，只有极少数名词的复数需另置一词。但用汉语表达则必须加上量词，而且量词的使用又非常严格，如“一头牛，两条鱼，五匹马”，你决不可以说成“一匹牛，两头鱼，五条马”。此种量词不仅数量多，搭配起来又十分苛刻，稍有混淆即成笑柄，让学说汉语的外国人最为头疼。照规矩你只能说：一枝笔、一张纸、一本书、一块墨、一片叶、一根棍、一捆柴、一棵树、一只碗、一把米、一座桥、一辆车、一架飞机、一艘军舰、一颗卫星、一篇文章……它们之间全然不可随意替代。也许只有文言体和成语才允许省略量词，如一马当先、三头六臂、五湖四海、七嘴八舌、八仙过海、九牛一毛……
如此繁杂地使用量词，其用意看来也是有助于同音词的区分。例如，同是“yī jiàn”这个读音，若加上量词：一把剑、一枝箭、一艘舰、一只毽（子），就不易混淆了。
汉字没能采用“字母表”拼写方式，对中国文化与外界交流自然会有些不利影响。这座由方块字垒成的“高墙”无形中产生了一种阻隔，把中华文化自围自障起来。汉字的难写，四声的分阶，以及量词的难以把握，这些其他语种所没有的困难让外国人看中文如睹天书。想我中华大地，周边的海洋、大漠、雪域高原已从地理条件上对我们与外界交流造成了阻隔，这“汉字高墙”又从人文条件上产生了额外的壁垒，使得中华文化更加“如封似闭”。这层“文化界膜”更像是一张“半透膜”，进入这种文化比走出它（学习别种文化）要难得多。
方块字壁垒不仅阻碍了外国人熟悉中国文化，也使那些在国外长大的中国孩子难以回归祖国文化。作为父母虽然都想竭力补救，无奈在非汉语环境中汉字实在难学。这些孩子交上300美元，花费一年时间，按照中文学校标准教材，总共才学了173个汉字，让他们默写起来，不是缺胳膊短腿就是添鼻子少眼睛，而且“笔顺”混乱，如同“画”字。倘若回国读书，这“语文课”是绝对跟不上的。语文不行，重点中学无望，名牌大学难进，又怎能不担心误其一生。大人出入国门尽管来去自由，这孩子却是易出难归。汉字雄关竟然把自己的民族子孙也镇在门外，望关却步，令人不胜感慨。
二
浮云层层悬隔，顺行逆往，高滞低急。我的思絮也随之不断切换，远牵近联。想起两年前追踪汉语同音兼并现象时，还发现一个更为有趣的事实，那就是—一些最常用、最重要的单音节词绝少发生兼并。这些词通常都是一词独占一音，最多不过两三个字共用同一声调。现据原始笔录将当初找到的这些词罗列其后，括号中标出的数字表明同一拼音声调中词的个数，“1个”就表明此词独用该音调：
打（1个），死（1个），牛（1个），切（1个），肉（1个），血（2个，另一为“谑”），喷（1个），水（1个），盆（2个，另一为“湓”），熟（1个），口（1个），嚼（2个，另一为“矫”），日（2个，另一为“”），热（1个），冷（1个），晒（1个），暖（1个），白（1个），黑（2个，另一为“嘿”），神（2个，另一为“什”），说（1个），我（2个，另一为极偏僻字），谁（1个），坏（1个），好（2个，另一为“郝”），跑（1个），走（1个），娃（1个），少（1个），外（1个），内（2个，另一为方言“那”），藏（1个）……
我的第一感觉，怎么这些词稍加整理，就很像是描写石器时代原始先民狩猎生活的词语？进一步又想，人类语言本来就该有个发生发展，从简单到复杂、从粗陋到完善的演进过程。而且人类之初的原始语言就是应该简单、明确，哪怕它容量很小却足以包容那些最重要的日常生活用语。尤其重要的是：为准确表达起见，这些词的发音应当尽量做到彼此疏离分立，极少与其他词义混淆。并且在以后的语言发展过程中，这一特点还应该得到特殊保护，尽可能保留其一音一词（或一音少词）特色，避免出现一音多词的兼并现象。由于汉语的“单音节词”特征，使我们有可能以那些兼并度最低的词语为线索，来追寻人类早期的原始语言。
这可是个极为大胆的设想，而且事关重大——它所涉及的乃是一种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目前正在使用的古老语言——此举决非儿戏，必须谨慎从事，小心求证为要。首先应该考察的是，对原始先民生活来说，那些最为重要的“要素”是否都包括进去了；其次，按照同一规则对词典做一次全面、客观的筛选，看所筛选出的词语对先民的原始生活来说是否都是真正需要的词。
我当时自立的规则是——每一拼音声调所容纳的词不得超过3个！
按此规则对手头的《现代汉语词典》做过一次全面翻检，选出的词确实绝大多数都与人类早期生活密切相关。但也有个别不容缺失的词，其兼并度略大于3，必须对其做个案审视。
首先考察的是一个“火”字。按照美国著名科学技术史学者乔治·巴萨拉的说法：“火已被使用至少150万年了”，原始语言中绝对不能缺少这个“火”字。《现代汉语词典》中“火”共有5个同声调词，其中一个“钬”字为化学元素名称，它是周期表镧系稀土元素中的一种金属（符号为Ho），是上一世纪新发现的，理应除外。另一“”字，为偏僻县名，且为方言读音，也该除去。最后只剩下另外两个同声词，一个是“伙”，另一个则是可与“伙”通用的“夥”字。细究起来，这两个词倒也符合“狩猎—采集”的原始生活特点——“伙”是“人”与“火”的结合，围着同一个“火”堆共同烤肉熟食的“人”，当然属于此原始部落群居的“一伙”了。另一个“夥”字，更像是源于妇女从事采集，一夥人同采当然“果多”了。“火”字虽然同音词数量超标，但合理地去除非相关词后，也仅为3词，而且还都能映射原始生活风貌。
再一个是“女”字，同音词为3个。对原始母系社会而言，“女”字也是个极重要的词，似乎应独占一音少生兼并才是，故也顺便略作考察。其另外两词，一为“”字，“”乃是一种古代油炸面食，此词涉及榨油与磨面，显然是较为发达的农耕时代才会出现的食品，必然是原始社会之后派生出来的词，且极为少用。另一词为“钕”字，是周期表锕系元素中的一个金属（符号为Nd），也是近几十年新发现的。如此看来，“女”字在原始音词中实际上也还是独占一音。
照此做法还甄别了另外少数几个兼并度略有超标的词（一般限在5个同音词以内），剔除冷僻音词后均极少兼并，故也列入其中。它们是：你（4个，另外三字为“旎、、”），喝（5个，另外四字为“嗬、、呵、诃”），睡（4个，一个“税”字显然为后来社会用语，另外两字为“说、”），空（5个，另外四字为“崆、倥、箜、”）……
还有些词其兼并度虽少于3，但明显是因其他原因所致，本不该归入原始音词之列，也应予以剔除。如属于冷僻书面语的“殂、彖、蕤、驵……”属于偏僻方言的“嗲、耖、氽、疃……”以及某些象声词，如动物鸣叫声“哞、咩、喵”，呕吐声“哕”等。
经过对少数词甄别补充与合理剔除后，按照“同一拼音声调少于3词”的规则，从《现代汉语词典》中总共得到176个符合规则的词，其中153个词似可认定是与早期人类生活关系密切之词。现将其大致分类列出：
生活类（29词）：水、火、肉、切、熟、咬、嚼、吞、渴、喝、血、穿、睡、眠、梦、女、雄、、胎、给、用、能、让、得、牛、犬、猫、爪、尿。
运动类（7词）：走、跑、跳、跨、过、转、找。
操作类（29词）：打、戳、推、拼、捆、拽、扯、扛、挑、放、撸、捋、摁、掰、拆、捏、摸、抹、拍、撩、挪、刷、攀、凿、埋、拿、碰、揍、偷。
材器类（16词）：土、棍、绳、盆、鼎、收、藏、堆、存、卷、开、片、套、根、三、寸。
话语类（7词）：说、问、喊、嚷、吼、吵、劝。
称谓类（7词）：你、我、谁、姐、妈、娃、爹。
感觉类（14词）：怕、恨、怒、恐、狂、怪、虐、闷、呆、悔、好、坏、苦、酸。
形态类（21词）：大、小、多、少、内、外、广、上、满、空、肥、瘪、胖、整、散、乱、孔、喷、通、透、远。
气象类（10词）：天、黑、日、白、冷、热、晒、暖、润、雪。
人身类（7词）：头、面、口、鼻、手、腿、体。
人生类（6词）：死、病、亡、丧、命、神。
这些想法本是几年前闲翻词典时想到的，此次阳台观云，由汉字音阶联想起这些陈年旧事，遂翻袋寻箧，找出旧纸，重又复核一过。原本一时心血来潮之漫想，兴趣所牵，求索心痒，总会不自量力，投入其中，试悟其解。倘能对海内方家有所裨益，也不枉我望中一瞥的这片蓝天浮云。
漫思至此，忽又飘来一“絮”—既然人类语言只需不多的词即可互通简单音讯，倒该建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，请他们出面，邀集主要语种专家，各研究出一套数百字的“核心语言”，只需掌握它们（再加上少量语法规则），即可表达最最简单的常用讯息。倘若汉语、英语、法语、俄语、德语、日语、西班牙语……都能研选出一套“核心语言”，每个人只要学会两千词即可周游世界了。这不是不可能的，科学研究业已表明，尽管每个人“母语”有别，但人类都拥有相同的大脑语言模块。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共同点，一个人才能学会他国语言，世界各种语言才可彼此翻译，互相沟通。
三
乱云一时亢奋，轻狂漫舞，我的思絮也随之飘浮不定，幻化倏然。忽而又闯入一个更加虚无飘渺的问题—经历了数千年的“方块字”熏陶，这种“方正规整”的格式，对我们的思维方式，处世风范，行为准则，生活习俗，乃至我们的民族性格方面难道不会产生某种潜移默化的微妙影响吗？
中华民族最大的文化特色莫过于“方块汉字”，它同时也铸造了“方正”的民族性格。
想我中华泱泱大国，汉字方正，城郭方正，街区方正，皇城方正，宫殿方正，庙宇方正，院子方正，房屋方正，人也方正。国人普遍地喜“方”恶“圆”，倘若某人处世灵活，善于敷衍塞责，讨好各方，就说他“为人圆滑”。虽说我们历来推崇“为人方正”，但若是一味强调“方正”，也会与世不谐，难以立足，所以又要求人们变通为“外圆内方”，反正不离一个“方”字。中国人到死也离不开这个“外圆内方”——坟丘为圆，棺椁为方。人家古埃及倒是连陵墓都是方的。
也许我们嗜“方”成习，凡敬重之物皆誉之以“方”。不论“精神”还是“物质”，简直达到触目皆“方”的程度。制订一套全局性的计划策略，称为“方略”；确定个带指导性的办事方向，称为“方针”；编个准备实施的法式、计划，称为“方案”；说话做事的样式，称为“方式”；精通某种学问的专家，称为“方家”；医生看病留下张药单，称为“方子”；孔子“肉无方正不食”；就连读书人斯文而慢悠悠地迈大步，都称之为踱“方步”。恭维领导，颂其为“领导有方”；不会办事，贬之为“办事无方”。心绪慌乱之人，称其“方寸”已乱。长得福相便是“方头大耳”。甚至以“方”为旗，此类之词大都带有方字偏旁，如“旗”、“旌”……就连古代中国人的宇宙观都是“天圆地方”。
物质方面的方形之器更是不胜枚举，床榻、橱柜、桌椅、几案、台凳、书架无一不方。只有一事令人费解，谁都知道几何学上“三点成一面”，这桌、床、几、凳何以非要做成四脚方形，若是三条腿，屋里屋外，放哪都稳，何必多此一足？近日刚好在读一本关于古希腊的书，书中描写古希腊人家居布置时写到：“餐厅里人们总是在靠近长椅处放些三条腿的圆桌，它们比四条腿的更容易放平。”四足桌凳虽然承重更稳，却又带来一个必不可少的附加条件——那就是“平”。它们对地面的要求可比三足苛刻多了，稍有不平，必有一足跷之，可见方正之器欲享其稳，必予其平。“方正”与“平稳”如孪生双出，自是源本相通。我们民族为人处世一向崇尚“四平八稳”，显然也来自于对“方正”的特殊尊崇。中国古代铸造青铜鼎器初为三足，故称“三足鼎立”。后因鼎乃国之重器，表征君王权力，为表示王权稳定，特意铸了很多四足大鼎。前几年我国铸了个巨鼎送到联合国摆着，采用的就是四足设计，象征着国家稳定。
大自然到处是“圆”，汉字最早也多为圆笔。从早期文字遗存（甲骨、钟鼎、石鼓）中可以得知，这些篆书都是以圆曲笔画为主的。当然，更早的象形文字简直就是描绘自然物的简笔画，自然更多圆笔。汉字的由圆而方，走向高度抽象，也正是人类文明逐渐疏离自然的象征！
汉字之方，足以“方化”一切。几千年来它早已融入我们民族的灵魂，铸就了我们民族的“血型”，其深刻影响几乎涉及方方面面。如不能领略一个“方”字，则不解我中华文化真髓！
汉字领域里的一番率性云游，虽说有点不着边际，却也使我略有微得，十分惬意。平生最爱精神云游，无挂无碍，无依无附，随心而走，由兴而牵。
有时“让头脑飘浮如云，让思维失重如悬”也挺好。轻烟袅袅，灵动易扰，极易显示细微流变。同样，一个完全松弛的大脑有时也会变得异常灵敏。有时一些平日里压在最底层的“潜意识”反倒能浮现上来，一些奇思妙想偶尔也会不期而至。此种大闲之妙境决非头脑紧绷之人所能知也。抽点时间看看云吧，以云为师，法云之道，其乐无穷。
最爱云淡风轻，闲静松悬，且浮且幻。愿此身与云同归，且隐且渺，且消且散，化入无我自在蓝天！
